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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绝响

为了祖国强大 on Tuesday, October 06 2015, 11: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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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余秋雨

 


  对于那个时代、那些人物,我一直不敢动笔。
  岂止不敢动笔,我甚至不敢逼视,不敢谛听。有时,我怀疑他们是否真地存在过。如果不予怀疑,那么我就必须怀疑其他许多时代的许多人物。我曾暗自判断,倘若他们真地存在过,也不能代表中国。但当我每次面对世界文明史上那些让我们汗颜的篇章时,却总想把有关他们的那些故事告诉异邦朋友。异邦朋友能真正听懂这些故事吗?好像很难.因此也惟有这些故事能代表中国。能代表中国却又在中国显得奇罕和落寞,这是他们的毛病还是中国的毛病?我不知道。
  像一阵怪异的风,早就吹过去了,却让整个大地保留着对它的惊恐和记忆。连历代语言学家赠送给它的词汇都少不了一个“风”字: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确实,那是一阵怪异的风。
  说到这里读者已经明白,我是在讲魏晋。
  我之所以一直躲避着它,是因为它太伤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下,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经习惯也就会带来安定,安安定定地谈论着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的各种文化现象似乎已成为我们的职业和使命。有时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够驾驭,再谈来谈去又有什么意义?但真要让我进入一种震惊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龄,毕竟会却步、迟疑。
  半年前与一位研究生闲谈,不期然地谈到了中国文化中堪称“风流”的一脉,我突然向他提起前人的一种说法:能称得上真风流的,是“魏晋人物晚唐诗”。这位研究生眼睛一亮,似深有所悟。我带的研究生,有好几位在报考前就是大学教师,文化功底不薄,因此以後几次见面,魏晋人物就成了一个甩不开的话题。每次谈到,心中总有一种异样的涌动,但每次都谈不透。
  前不久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冀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
  那么,干脆让我们稍稍进入一下吧。我在书桌前直了直腰,定定神,轻轻铺开稿纸。没有哪一篇文章使我如此拘谨过。
 


  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
  出现过一批名副其实的铁血英雄,播扬过一种烈烈扬扬的生命意志,普及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政治逻辑,即便是再冷僻的陋巷荒陌,也因震摄、崇拜、窥测、兴奋而变得炯炯有神。突然,英雄们相继谢世了,英雄和英雄之间龙争虎斗了大半辈子,他们的年龄大致相仿,因此也总是在差不多的时间离开人间。像骤然挣脱了条条绷紧的绳索,历史一下子变得轻松,却又剧烈摇晃起来。英雄们留下的激情还在,后代还在,部下还在,亲信还在,但统制这一切的巨手却已在阴暗的墓穴里枯萎;与此同时,过去被英雄们的伟力所掩盖和制服着的各种社会力量又猛然涌起,为自己争夺权力和地位。这两种力量的冲撞,与过去英雄们的威严抗衡相比,低了好几个社会价值等级。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当初的英雄们也会玩弄这一切,但玩弄仅止于玩弄,他们的奋斗主题仍然是响亮而富于人格魅力的。当英雄们逝去之后,手段性的一切成了主题,历史失去了放得到桌面上来的精神魂魄,进入到一种无序状态。专制的有序会酿造黑暗,混乱的无序也会酿造黑暗。我们习惯所说的乱世,就是指无序的黑暗。
  魏晋,就是这样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
  曹操总算是个强悍的英雄了吧,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六十六岁便撒手尘寰。照理,他有二十五个儿子,其中包括才华横溢的曹丕和曹植,应该可以放心地延续一代代的曹氏基业了,但众所周知,事情刚到曹丕、曹植两位亲兄弟身上就已经闹得连旁人看了也十分心酸的地步,哪有更多的力量来对付家族外部的政治对手?没隔多久,司马氏集团战胜了曹氏集团,曹操的功业完全烟飞灰灭。这中间,最可怜的是那些或多或少有点政治热情的文人名士了,他们最容易被英雄人格所吸引,何况这些英雄及他们的家族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是文采斐然的大知识分子,在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文人集团,等到政治斗争一激烈,这些文人名士便纷纷成了刀下之鬼,比政治家死得更多更惨。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魏晋乱世,文人名士的生命会如此不值钱。思考的结果是:看似不值钱恰恰是因为太值钱。当时的文人名士,有很大一部分人承袭了春秋战国和秦汉以来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学思想,无论在实际的智能水平还是在广泛的社会声望上都能有力地辅佐各个政治集团。因此,争取他们,往往关及政治集团的品位和成败;杀戮他们,则是因为确确实实地害怕他们,提防他们为其他政治集团效力。
  相比之下,当初被秦始皇所坑的儒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人格形象还比较模糊,而到了魏晋时期被杀的知识分子,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一样了。他们早已是真正的名人,姓氏、事迹、品格、声誉,都随着他们的鲜血,渗入中华大地,渗入文明史册。文化的惨痛,莫过于此;历史的恐怖,莫过于此。
  何晏,玄学的创始人、哲学家、诗人、谋士,被杀;
  张华,政治家、诗人、《博物志》的作者,被杀;
  潘岳,与陆机齐名的诗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美男子,被杀;
  谢灵运,中国古代山水诗的鼻祖,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名句活在人们口边的横跨千年的第一流诗人,被杀;
  范晔,写成了煌煌史学巨著《后汉书》的杰出历史学家,被杀;
  ……
  这个名单可以开得很长。置他们于死地的罪名很多,而能够解救他们、为他们辩护的人却一个也找不到。对他们的死,大家都十分漠然,也许有几天曾成为谈资,但浓重的杀气压在四周,谁也不敢多谈。待到事过境迁,新的纷乱又杂陈在人们眼前,翻旧帐的兴趣早已索然。于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成批被杀历来引不起太大的社会波澜,连后代史册写到这些事情时的笔调也平静得如古井静水。
  真正无法平静的,是血泊边上低眉躲开的那些侥幸存活的名士。吓坏了一批,吓得庸俗了、胆怯了、圆滑了、变节了、噤口了,这是自然的,人很脆弱,从肢体结构到神经系统都是这样,不能深责;但毕竟还有一些人从惊吓中回过神来,重新思考哲学、历史以及生命的存在方式,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便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中飘然而出。
 


  当年曹操身边曾有一个文才很好、深受信用的书记官叫阮瑀,生了个儿子叫阮籍。曹操去世时阮籍正好十岁,因此他注定要面对“后英雄时期”的乱世,目睹那么多鲜血和头颅了。不幸他又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感,内心会承受多大的磨难,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只知道,阮籍喜欢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地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一天,他就这样信马游缰地来到了河南荥阳的广武山,他知道这是楚汉相争最激烈的地方。山上还有古城遗迹,东城屯过项羽,西城屯过刘邦,中间相隔二百步,还流淌着一条广武涧。涧水汩汩,城基废弛,天风浩荡,落叶满山,阮籍徘徊良久,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他的这声叹息,不知怎么被传到世间。也许那天出行因路途遥远他破例带了个同行者?或是他自己在何处记录了这个感叹?反正这个感叹成了今後千余年许多既有英雄梦、又有寂寞感的历史人物的共同心声。直到二十世纪,寂寞的鲁迅还引用过,毛泽东读鲁迅书时发现了,也写进了一封更有寂寞感的家信中。鲁迅凭记忆引用,记错了两个字,毛泽东也跟着错。
  遇到的问题是,阮籍的这声叹息,究竟指向着谁?
  可能是指刘邦。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胜利了,原因是他的对手项羽并非真英雄。在一个没有真英雄的时代,只能让区区小子成名。
  也可能是同时指刘邦、项羽。因为他叹息的是“成名”而不是“得胜”,刘、项无论胜负都成名了,在他看来,他们都不值得成名,都不是英雄;
  甚至还可能是反过来,他承认刘邦、项羽都是英雄,但他们早已远去,剩下眼前这些小人徒享虚名。面对着刘、项遗迹,他悲叹着现世的寥落。好像苏东坡就是这样理解的,曾有一个朋友问他:阮籍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其中“竖子”是指刘邦吗?苏东坡回答说:“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
  既然完全相反的理解也能说得通,那么我们也只能用比较超拔的态度来对待这句话了。茫茫九州大地,到处都是为争做英雄而留下的斑斑疮痍,但究竟有那几个时代出现了真正的英雄呢?既然没有英雄,世间又为什么如此热闹?也许,正因为没有英雄,世间才如此热闹的吧?
  我相信,广武山之行使阮籍更厌烦尘嚣了。在中国古代,凭吊古迹是文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在历史和地理的交错中,雷击般的生命感悟甚至会使一个人脱胎换骨。那应是黄昏时分吧,离开广武山之后,阮籍的木车在夕阳衰草间越走越慢,这次他不哭了,但仍有一种沉郁的气流涌向喉头,涌向口腔,他长长一吐,音调浑厚而悠扬。喉音、鼻音翻卷了几圈,最后把音收在唇齿间,变成一种口哨声飘洒在山风暮霭之间,这口哨声并不尖利,而是婉转而高亢。
  这也算一种歌吟方式吧,阮籍以前也从别人嘴里听到过,好像称之为“啸”。啸不承担切实的内容,不遵循既定的格式,只随心所欲地吐露出一派风致,一腔心曲,因此特别适合乱世名士。尽情一啸,什么也抓不住,但什么都在里边了。这天阮籍在木车中真正体会到了啸的厚味,美丽而孤寂的心声在夜气中回翔。
  对阮籍来说,更重要的一座山是苏门山。苏门山在河南辉县,当时有一位有名的隐士孙登隐居其间,苏门山因孙登而著名,而孙登也常被人称之为苏门先生。阮籍上山之后,蹲在孙登面前,询问他一系列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但孙登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一声不吭,甚至连眼珠也不转一转。
  阮籍傻傻地看着泥塑木雕般的孙登,突然领悟到自己的重大问题是多么没有意思。那就快速斩断吧,能与眼前这位大师交流的或许是另外一个语汇系统?好像被一种神奇的力量摧动着,他缓缓地啸了起来。啸完一段,再看孙登,孙登竟笑眯眯地注释着他,说:“再来一遍。”阮籍一听,连忙站起身来,对着群山云天,啸了好久。啸完回身,孙登又已平静入定,他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与这位大师的一次交流,此行没有白来。
  阮籍下山了,有点高兴又有点茫然。但刚走到半山腰,一种奇迹发生了。如天乐开奏,如梵琴拨响,如百凤齐鸣,一种难以想象的音乐突然充溢于山野林谷之间。阮籍震惊片刻后立即领悟了,这是孙登大师的啸声,如此辉煌和圣洁,把自己的啸不知比到哪里去了。但孙登大师显然不是要与他争胜,而是在回答他的全部历史问题和哲学问题。阮籍仰头聆听,直到啸声结束。然后急步回家,写下了一篇《大人先生传》。
  他从孙登身上,知道了什么叫做“大人”。他在文章中说,“大人”是一种与造物同体、与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存在,相比之下,天下那些束身修行、足履绳墨的君子是多么可笑。天地在不断变化,君子们究竟能固守住什么礼法呢?说穿了,躬行礼法而又自以为是的君子,就像寄生在裤裆缝里的虱子。爬来爬去都爬不出裤裆缝,还标榜说是循规蹈矩;饿了咬人一口,还自以为找到了什么风水吉宅。
  文章辛辣到如此地步,我们就可知道他自己要如何处世行事了。
 


  平心而论,阮籍本人一生的政治遭遇并不险恶,因此,他的奇特举止也不能算是直捷的政治反抗。直捷的政治反抗再英勇、再激烈也只属于政治范畴,而阮籍似乎执意要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闹一番新气象。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是亲眼目睹了,但在他看来,既然没有一方是英雄的行为,他也不去认真地评判谁是谁非。鲜血的教训,难道一定要用新的鲜血来记述吗?不,他在一批批认识和不认识的文人名士的新坟丛中,猛烈地憬悟到生命的极度卑微和极度珍贵,他横下心来伸出双手,要以生命的名义索回一点自主和自由。他到过广武山和苏门山,看到过废墟听到过啸声,他已是一个独特的人,正在向他心目中的“大人”靠近。
  人们都会说他怪异,但在他眼里,明明生就了一个大活人却象虱子一样活着,才叫真正的怪异,做了虱子还洋洋自得地冷眼瞧人,那是怪异中的怪异。
  首先让人感到怪异的,大概是他对官场的态度。对于历代中国人来说,垂涎官场、躲避官场、整治官场、对抗官场,这些都能理解,而阮籍给予官场的却是一种游戏般的洒脱,这就使大家感到十分陌生了。
  阮籍躲过官职任命,但躲得并不彻底。有时心血来潮,也做做。正巧遇到政权更迭期,他一躲不仅保全了生命,而且被人看作是一种政治远见,其实是误会了他。例如曹爽要他做官,他说身体不好隐居在乡间,一年后曹爽倒台,牵连很多名士,他安然无恙;但胜利的司马昭想与他联姻,每次到他家说亲他都醉着,整整两个月都是如此,联姻的想法也就告吹。
  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对司马昭说:“我曾经到山东的东平游玩过,很喜欢那儿的风土人情。”司马昭一听,就让他到东平去做官了。阮籍骑着驴到东平之后,察看了官衙的办公方式,东张西望了不多久便立即下令,把府舍衙门重重叠叠的墙壁拆掉,让原来关在各自屋子里单独办公的官员们一下子置于互相可以监视、内外可以勾通的敞亮环境之中,办公内容和办公效率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着,即便用一千多年后今天的行政管理学来看也可以说是抓住了“牛鼻子”,国际间许多现代化企业的办公场所不都在追求着一种高透明度的集体气氛么?但我们的阮籍只是骑在驴背上稍稍一想便想到了。除此之外,他还大刀阔斧地精简了法令,大家心悦诚服,完全照办。他觉得东平的事已经做完,仍然骑上那头驴子,回到洛阳来了。一算,他在东平总共逗留了十余天。
  后人说,阮籍一生正儿八经地上班,也就是这十余天。
  唐代诗人李白对阮籍做官的这种潇洒劲头钦佩万分,曾写诗道:
 
  阮籍为太守,
  乘驴上东平。
  判竹十余日,
  一朝化风清。
 
  只花十余天,便留下一个官衙敞达、政通人和的东平在身后,而这对阮籍来说,只是玩了一下而已,玩得如此漂亮,让无数老于宦海而毫无作为的官僚们立刻显得狼狈。
  他还想用这种迅捷高效的办法来整治其他许多地方的行政机构吗?在人们的这种疑问中,他突然提出愿意担任军职,并明确要担任北军的步兵校尉。但是,他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唯一原因是步兵校尉兵营的厨师特别善于酿酒,而且打听到还有三百斛酒存在仓库里。到任后,除了喝酒,一件事也没有管过。在中国古代,官员贪杯的多得很,贪杯误事的也多得很,但像阮籍这样堂而皇之纯粹是为仓库里的那几斛酒来做官的,实在绝无仅有。把金印作为敲门砖随手一敲,敲开的却是一个芳香浓郁的酒窖,所谓“魏晋风度”也就从这里飘散出来了。
  除了对待官场的态度外,阮籍更让人感到怪异的,是他对于礼教的轻慢。
  例如众所周知,礼教对于男女间接触的防范极严,叔嫂间不能对话,朋友的女眷不能见面,邻里的女子不能直视,如此等等的规矩,成文和不成文地积累了一大套,中国男子,一度几乎成了最厌恶女性的一群奇怪动物,可笑的不自信加上可恶的淫邪推理,既装模作样又战战兢兢。对于这一切,阮籍断然拒绝。有一次嫂子要回娘家,他大大方方地与她告别,说了好些话,完全不理叔嫂不能对话的礼教。隔壁酒坊里的小媳妇长得很漂亮,阮籍经常去喝酒,喝醉了就在人家脚边睡着了,他不避嫌,小媳妇的丈夫也不怀疑。
  特别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是:一位兵家女孩,极有才华又非常美丽,不幸还没有出嫁就死了。阮籍根本不认识这家的任何人,也不认识这个女孩,听到消息后却莽撞赶去吊唁,在灵堂里大哭一场,把满心的哀悼倾诉完了才离开。阮籍不会装假,毫无表演意识,他那天的滂沱泪雨全是真诚的。这眼泪,不是为亲情而洒,不是为冤案而流,只是献给一具美好而又速逝的生命。荒唐在于此,高贵也在于此。有了阮籍那一天的哭声,中国数千年来其他许多死去活来的哭声就显得太具体、太实在、也太自私了。终于有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像模像样地哭过了,没有其他任何理由,只为美丽,只为青春,只为异性,只为生命,哭得抽象又哭得淋漓尽至。依我看,男人之哭,至此尽矣。
  礼教的又一个强项是“孝”。孝的名目和方式叠床架屋,已与子女对父母的实际感情没有什么关系。最惊人的是父母去世时的繁复礼仪,三年服丧、三年素食、三年寡欢,甚至三年守墓,一分真诚扩充成十分伪饰,让活着的和死了的都长久受罪,在最不该虚假的地方大规模地虚假着。正是在这种空气中,阮籍的母亲去世了。
  那天他正好和别人在下围棋,死讯传来,下棋的对方要求停止,阮籍却铁青着脸不肯歇手,非要决个输赢。下完棋,他在别人惊恐万状的目光中要过酒杯,饮酒两斗,然后才放声大哭,哭的时候,口吐大量鲜血。几天后母亲下葬,他又吃肉喝酒,然后才与母亲遗体告别,此时他早已因悲伤过度而急剧消瘦,见了母亲遗体又放声痛哭,吐血数升,几乎死去。
  他完全不拘礼法,在母丧之日喝酒吃肉,但他对于母亲死亡的悲痛之深,又有哪个孝子比得上呢?这真是千古一理了:许多叛逆者往往比卫道者更忠于层层外部规范背後的内核。阮籍冲破“孝”的礼法来真正行孝,与他的其他作为一样,只想活得真实和自在。
  他的这种做法,有极广泛的社会启迪作用。何况魏晋时期因长年战乱而早已导致礼教日趋懈弛,由他这样的名人用自己轰传遐迩的行为一点化,足以移风易俗。据《世说新语》所记,阮籍的这种行为即便是统治者司马昭也乐于容纳。阮籍在安葬母亲后不久,应邀参加了司马昭主持的一个宴会,宴会间自然免不了又要喝酒吃肉,当场一位叫何曾的官员站起来对司马昭说:“您一直提倡以孝治国,但今天处于重丧期内的阮籍却坐在这里喝酒吃肉,大违孝道,理应严惩!”司马昭看了义愤填膺的何曾一眼,慢悠悠地说:“你没看到阮籍因过度悲伤而身体虚弱吗?身体虚弱吃点喝点有什么不对?你不能与他同忧,还说些什么!”
  魏晋时期的一大好处,是生态和心态的多元。礼教还在流行,而阮籍的行为又被允许,于是人世间也就显得十分宽阔。记得阮籍守丧期间,有一天朋友裴楷前去吊唁,在阮籍母亲的灵堂里哭拜,而阮籍却披散着头发坐着,既不起立也不哭拜,只是两眼发直,表情木然。裴楷吊唁出来后,立即有人对他说:“按照礼法,吊唁时主人先哭拜,客人才跟着哭拜。这次我看阮籍根本没有哭拜,你为什么独自哭拜?”说这番话的大半是挑拨离间的小人,且不去管它了,我对裴楷的回答却很欣赏,他说:“阮籍是超乎礼法的人,可以不讲礼法;我还在礼法之中,所以遵循礼法。”我觉得这位裴楷虽是礼法中人却又颇具魏晋风度。他自己不圆通却愿意让世界圆通。
  既然阮籍如此干脆地扯断了一根根陈旧的世俗经纬而直取人生本义,那么,他当然也不会受制于人际关系的重负。他是名人,社会上要交结他的人很多,而这些人中间有很大一部分是以吃食名人为生的:结交名人为的是分享名人,边分享边觊觎,一有风吹草动便告密起哄、兴风作浪,刹那间把名人围啄得累累伤痕。阮籍身处乱世,在这方面可谓见多识广。他深知世俗友情的不可靠,因此绝不会被一个似真似幻的朋友圈所迷惑。他要找的人都不在了,刘邦、项羽只留下一座废城,孙登大师只留下满山长啸,亲爱的母亲已经走了,甚至像才貌双全的兵家女儿那样可爱的人物,在听说的时候已不在人间。难耐的孤独包围着他,他厌烦身边虚情假意的来来往往,常常白眼相向。时间长了,阮籍的白眼也就成了一种明确无误的社会信号,一道自我卫护的心里障壁。但是,当阮籍向外投以白眼的时候,他的内心也不痛快。他多么希望少翻白眼,能让自己深褐色的瞳仁去诚挚地面对另一对瞳仁!他一直在寻找,找得非常艰难。在母丧守灵期间,他对前来吊唁的客人由衷地感谢,但感谢也仅止于感谢而已,人们发现,甚至连官位和社会名声都不低的嵇喜前来吊唁时,闪烁在阮籍眼角里的,也仍然是一片白色。
  人家吊唁他母亲他也白眼相向!这件事很不合情理,嵇喜和随员都有点不悦,回家一说,被嵇喜的弟弟听到了。这位弟弟听了不觉一惊,支颐一想,猛然憬悟,急速地备了酒、挟着琴来到灵堂。酒和琴,与吊唁灵堂多么矛盾,但阮籍却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你来了吗,与我一样不顾礼法的朋友,你是想用美酒和音乐来送别我操劳一生的母亲?阮籍心中一热,终于把深褐色的目光浓浓地投向这位青年。
  这位青年叫嵇康,比阮籍小十三岁,今后他们将成为终身性的朋友,而后代一切版本的中国文化史则把他们俩的名字永远地排列在一起,怎么也拆不开。
 


  嵇康是曹操的嫡孙女婿,与那个已经逝去的英雄时代的关系,比阮籍还要直接。
  嵇康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他虽与阮籍并列,而且又比阮籍年少,但就整体人格论之,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比阮籍高出许多,尽管他一生一直钦佩着阮籍。我曾经多次想过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想来想去终于明白,对于自己反对什么追求什么,嵇康比阮籍更明确、更透彻,因此他的生命乐章也就更清晰、更响亮了。
  他的人生主张让当时的人听了触目惊心:“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他完全不理会种种传世久远、名目堂皇的教条礼法,彻底地厌恶官场仕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使他心醉神迷的人生境界。这个人生境界的基本内容,是摆脱约束、回归自然、享受悠闲。罗宗强教授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说,嵇康把庄子哲学人间化,因此也诗化了,很有道理。嵇康是个身体力行的实践者,长期隐居在河南焦作的山阳,后来到了洛阳城外,竟然开了个铁匠铺,每天在大树下打铁。他给别人打铁不收钱,如果有人以酒肴作为酬劳他就会非常高兴,在铁匠铺里拉着别人开怀痛饮。
  一个稀世的大学者、大艺术家,竟然在一座大城市的附近打铁!没有人要他打,只是自愿;也没有实利目的,只是觉得有意思。与那些远离人寰、瘦骨伶仃的隐士们相比,与那些皓首穷经、弱不禁风的书生们相比,嵇康实在健康得让人羡慕。
  嵇康长得非常帅气,这一点与阮籍堪称伯仲。魏晋时期的士人为什么都长得那么挺拔呢?你看严肃的《晋书》写到阮籍和嵇康等人时都要在他们的容貌上花不少笔墨,写嵇康更多,说他已达到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地步。一位朋友山涛曾用如此美好的句子来形容嵇康(叔夜):
 
  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
 
  现在,这棵岩岩孤松,这座巍峨玉山正在打铁,强劲的肌肉,愉悦的吆喝,炉火熊熊,锤声铿锵。难道,这个打铁佬就是千秋相传的《声无哀乐论》、《太师箴》、《难自然好学论》、《管蔡论》、《明胆论》、《释私论》、《养生论》和许多美妙诗歌的作者?这铁,打得真好。
  嵇康打铁不想让很多人知道,更不愿意别人来参观。他的好朋友、文学家向秀知道他的脾气,悄悄地来到他身边,也不说什么,只是埋头帮他打铁。说起来向秀也是了不得的人物,文章写得好,精通《庄子》,但他更愿意做一个最忠实的朋友,赶到铁匠铺来当下手,安然自若。他还曾到山阳帮另一位朋友吕安种菜灌园,吕安也是嵇康的好友。这些朋友,都信奉回归自然,因此都干着一些体力活,向秀奔东走西地多处照顾,怕朋友们太劳累,怕朋友们太寂寞。
  嵇康与向秀在一起打铁的时候,不喜欢议论世人的是非曲直,因此话并不多。唯一的话题是谈几位朋友,除了阮籍和吕安,还有山涛。吕安的哥哥吕巽,关系也不错。称得上朋友的也就是这么五、六个人,他们都十分珍惜。在野朴自然的生态中,他们绝不放弃亲情的慰藉。这种亲情彼此心照不宣,浓烈到近乎淡泊。
  正这么叮叮噹噹地打铁呢,忽然看到一支华贵的车队从洛阳城里驶来。为首的是当时朝廷宠信的一个贵公子叫钟会。钟会是大书法家钟繇的儿子,钟繇做过魏国太辅,而钟会本身也博学多才。钟会对嵇康素来景仰,一度曾到敬畏的地步,例如当初他写完《四本论》后很想让嵇康看一看,又缺乏勇气,只敢悄悄地把文章塞在嵇康住处的窗户里。现在他的地位已经不低,听说嵇康在洛阳城外打铁,决定隆重拜访。钟会的这次来访十分排场,照《魏氏春秋》的记述,是“乘肥衣轻,宾从如云”。
  钟会把拜访的排场搞得这么大,可能是出于对嵇康的尊敬,也可能是为了向嵇康显示一点什么,但嵇康一看却非常抵拒。这种突如其来的喧闹,严重地侵犯了他努力营造的安适境界,他扫了一眼钟会,连招呼也不打,便与向秀一起埋头打铁了。他抡锤,向秀拉风箱,旁若无人。
  这一下可把钟会推到了尴尬的境地。出发前他向宾从们夸过海口,现在宾从们都疑惑地把目光投向他,他只能悻悻地注视着嵇康和向秀,看他们不紧不慢地干活。看了很久,嵇康仍然没有交谈的意思,他向宾从扬了扬手,上车驱马,回去了。
  刚走了几步,嵇康却开口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钟会一惊,立即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问句和答句都简洁而巧妙,但钟会心中实在不是味道。鞭声数响,庞大的车马队回洛阳去了。
  嵇康连头也没有抬,只有向秀怔怔地看了一会儿车队后扬天的尘土,眼光中泛起一丝担忧。
 


  对嵇康来说,真正能从心灵深处干扰他的,是朋友。友情之外的造访,他可以低头不语,挥之即去,但对于朋友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一丁点儿的心理隔阂,也会使他焦灼和痛苦,因此,友情有多深,干扰也有多深。
  这种事情,不幸就在他和好朋友山涛之间发生了。
  山涛也是一个很大气的名士,当时就有人称赞他的品格“如璞玉浑金”。他与阮籍、嵇康不同的是,有名士观念却不激烈,对朝廷、对礼教、对前后左右的各色人等,他都能保持一种温和友好的关系。但他并不庸俗,又忠于友谊,有长者风,是一个很靠得住的朋友。他当时担任着一个很大的官职;尚书吏部郎,做着做着不想做了,要辞去,朝廷要他推荐一个合格的人继任,他真心诚意地推荐了嵇康。
  嵇康知道此事后,立即写了一封绝交信给山涛。山涛字巨源,因此这封信名为《与山巨源绝交书》。我想,说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封绝交书也不过分吧,反正只要粗涉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躲不开它,直到千余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
  这是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有些话,说得有点伤心——
 
  听说您想让我去接替您的官职,这事虽没办成,从中却可知道您很不了解我。也许您这个厨师不好意思一个人屠宰下去了,拉一个祭师做垫背吧?……
  阮籍比我醇厚贤良,从不多嘴多舌,也还有礼法之士恨他;我这个人比不上他,惯于傲慢懒散,不懂人情物理,又喜欢快人快语;一旦做官,每天会招来多少麻烦事!……我如何立身处世,自己早已明确,即便是在走一条死路也咎由自取,您如果来勉强我,则非把我推入沟壑不可!
  我刚死了母亲和哥哥,心中凄切,女儿才十三岁,儿子才八岁,尚未成人,又体弱多病,想到这一些,真不知该说什么。现在我只想住在简陋的旧屋里教养孩子,常与亲友们叙叙离情、说说往事,浊酒一杯,弹琴一曲,也就够了。不是我故作清高,而是实在没有能力当官,就像我们不能把贞洁的美名加在阉人身上一样。您如果想与我共登仕途,一起欢乐,其实是在逼我发疯,我想您对我没有深仇大恨,不会这么做吧?
  我说这些,是使您了解我,也与您诀别。
 
  这封信很快在朝野传开,朝廷知道了嵇康的不合作态度,而山涛,满腔好意却换来一个断然绝交,当然也不好受。但他知道,一般的绝交信用不着写那么长,写那么长,是嵇康对自己的一场坦诚倾诉。如果友谊真正死亡了,完全可以冷冰冰地三言两语,甚至不置一词,了断一切。总之,这两位昔日好友,诀别得断丝飘飘,不可名状。
  嵇康还写过另外一封绝交书,绝交对象是吕巽,即上文提到过的向秀前去帮助种菜灌园的那位朋友吕安的哥哥。本来吕巽、吕安两兄弟都是嵇康的朋友,但这两兄弟突然间闹出了一场震惊远近的大官司。原来吕巽看上了弟弟吕安的妻子,偷偷地占有了她,为了掩饰,竟给弟弟安了一个“不孝”的罪名上诉朝廷。
  吕巽这么做,无异是衣冠禽兽,但他却是原告!“不孝”在当时是一个很重的罪名,哥哥控告弟弟“不孝”,很能显示自己的道德形象,朝廷也乐于借以重申孝道;相反,作为被告的吕安虽被冤枉却难以自辩,一个文人怎么能把哥哥霸占自己妻子的丑事公诸士林呢?而且这样的事,证据何在?妻子何以自处?家族门庭何以避羞?
  面对最大的无耻和无赖,受害者往往一筹莫展。因为制造无耻和无赖的人早已把受害者不愿启齿的羞耻心、社会公众容易理解和激愤的罪名全都考虑到了,受害者除了泪汪汪地引颈就刎,别无办法。如果说还有最后一个办法,最后一道生机,那就是寻找最知心的朋友倾诉一番。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平日引为知己的朋友早已一一躲开,朋友之道的脆弱性和珍罕性同时显现。有口难辩的吕安想到了他心目中最尊贵的朋友嵇康。嵇康果然是嵇康,立即拍案而起。吕安已因“不孝”而获罪,嵇康不知官场门路,唯一能做的是痛骂吕巽一顿,宣布绝交。
  这次的绝交信写得极其悲愤,怒斥吕巽诬陷无辜、包藏祸心;后悔自己以前无原则地劝吕安忍让,觉得自己对不起吕安;对于吕巽,除了决裂,无话可说。我们一眼就可看出,这与他写给山涛的绝交信,完全是两回事了。
  “朋友”,这是一个多么怪异的称呼,嵇康实在被它搞晕了。他太看重朋友,因此不得不一次次绝交。他一生选择朋友如此严谨,没想到一切大事都发生在他仅有的几个朋友之间。他想通过绝交来表白自身的好恶,他也想通过绝交来论定朋友的含义。他太珍惜了,但越珍惜,能留住的也就越稀少。
  尽管他非常愤怒,他所做的事情却很小:在一封私信里为一个蒙冤的朋友说两句话,同时识破一个假朋友,如此而已。但仅仅为此,他被捕了。
  理由很简单:他是不孝者的同党。
  从这个无可理喻的案件,我明白了在中国一个冤案的构建为什么那么容易,而构建起来的冤案又为什么会那么快速地扩大株连面。上上下下并不太关心事件的真相,而热衷于一个最通俗、最便于传播、又最能激起社会公愤的罪名;这个罪名一旦建立,事实的真相更变得无足轻重,谁还想提起事实来扫大家的兴,立即沦为同案犯一起扫除。成了同案犯,发言权也就被彻底剥夺。因此,请原谅古往今来所有深知冤情而闭口的朋友吧,他们敌不过那种并不需要事实的世俗激愤,也担不起同党、同案犯等等随时可以套在头上的恶名。
  现在,轮到为嵇康判罪了。
  统治者司马昭在宫廷中犹豫。我们记得,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吃肉也曾被人控告为不孝,司马昭当场保护了阮籍,可见司马昭内心对于孝不孝的罪名并不太在意。他比较在意的倒是嵇康写给山涛的那封绝交书,把官场仕途说得如此厌人,总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就在这时,司马昭所宠信的一个年轻人求见,他就是钟会。不知读者是不是还记得他,把自己的首篇论文诚惶诚恐地塞在嵇康的窗户里,发迹后带着一帮子人去拜访正在乡间打铁的嵇康,被嵇康冷落得十分无趣的钟会?他深知司马昭的心思,便悄声进言:
 
  嵇康,卧龙也,千万不能让他起来。陛下统治天下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了,我只想提醒您稍稍提防嵇康这样傲世的名士。您知道他为什么给他的好朋友山涛写那样一封绝交信吗?据我所知,他是想帮助别人谋反,山涛反对,因此没有成功,他恼羞成怒而与山涛绝交。
  陛下,过去姜太公、孔夫子都诛杀过那些危害时尚、扰乱礼教的所谓名人,现在嵇康、吕安这些人言论放荡,毁谤圣人经典,任何统治天下的君主都是容不了的。陛下如果太仁慈,不除掉嵇康,可能无以淳正风俗、清洁王道。
 
  我特地把钟会的这番话大段地译述出来,望读者能仔细一读。他避开了孝不孝的具体问题,几乎每一句话都打在司马昭的心坎上。在道义人格上,他是小人;在诽谤技巧上,他是大师。
  钟会一走,司马昭便下令:判处嵇康、吕安死刑,立即执行。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还有太阳。
  嵇康身戴木枷,被一群兵丁,从大狱押到刑场。
  刑场在洛阳东市,路途不近。嵇康一路上神情木然而缥缈,他想起了一生中好些奇异的遭遇。
  他想起,他也曾像阮籍一样,上山找过孙登大师,并且跟随大师不短的时间。大师平日几乎不讲话,直到嵇康临别,才深深一叹:“你性情刚烈而才貌出众,能避免祸事吗?”
  他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
  嵇康想到这里,满耳满脑都是《广陵散》的旋律。他遵照那个神秘来客的叮嘱,没有向任何人传授过。一个叫袁孝尼的人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嵇康会演奏这个曲子,多次请求传授,他也没有答应。刑场已经不远,难道,这个曲子就永远地断绝了?——想到这里,他微微有点慌神。
  突然,嵇康听到,前面有喧闹声,而且闹声越来越响。原来,有三千名太学生正拥挤在刑场边上请愿,要求朝廷赦免嵇康,让嵇康担任太学的导师。显然,太学生们想以这样一个请愿向朝廷提示嵇康的社会声誉和学术地位,但这些年轻人不知道,他们这种聚集三千人的行为已构成一种政治示威,司马昭怎么会退让呢?
  嵇康望了望黑压压的年轻学子,有点感动。孤傲了一辈子的他,因仅有的几个朋友而死的他,把诚恳的目光投向四周。一个官员冲过人群来到刑场高台上宣布:宫廷旨意,维护原判。
  刑场上一片山呼海啸。
  但是,大家的目光都注视着已经押上高台的嵇康。
  身材伟岸的嵇康抬起头来,眯着眼睛看了看太阳,便对身旁的官员说:“行刑的时间还没到,我弹一个曲子吧。”不等官员回答,便对在旁送行的哥哥嵇喜说:“哥哥,请把我的琴取来。”
  琴很快取来了,在刑场高台上安放妥当,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袁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刑场上一片寂静,神秘的琴声铺天盖地。
  弹毕,从容赴死。
  这是公元 262 年夏天,嵇康三十九岁。
 


  有几件后事必须交代一下——
  嵇康被司马昭杀害的第二年,阮籍被迫写了一篇劝司马昭进封晋公的《劝进箴》,语意进退含糊。几个月后阮籍去世,终年五十三岁;
  帮着嵇康一起打铁的向秀,在嵇康被杀后心存畏惧,接受司马氏的召唤而做官。在赴京城洛阳途中,绕道前往嵇康旧居凭吊。当时正值黄昏,寒冷彻骨,从邻居房舍中传出呜咽笛声,向秀追思过去几个朋友在这里欢聚饮宴的情景,不胜感慨,写了《思旧赋》。写得很短,刚刚开头就煞了尾。向秀后来做官做到散骑侍郎、黄门侍郎和散骑常侍,但据说他在官位上并不做实际事情,只是避祸而已;
  山涛在嵇康被杀害后又活了二十年,大概是当时名士中寿命最长的一位了。嵇康虽然给他写了著名的绝交书,但临终前却对自己十岁的儿子嵇绍说:“只要山涛伯伯活着,你就不会成为孤儿!”果然,后来对嵇绍照顾最多、恩惠最大的就是山涛,等嵇绍长大后,由山涛出面推荐他入仕做官;
  阮籍和嵇康的后代,完全不像他们的父亲。阮籍的儿子阮浑,是一个极本分的官员,竟然平生没有一次酒醉的记录。被山涛推荐而做官的嵇绍,成了一个为皇帝忠诚保驾的驯臣,有一次晋惠帝兵败被困,文武百官纷纷逃散,惟有嵇绍衣冠端正地以自己的身躯保护了皇帝,死得忠心耿耿;
  ……
 


  还有一件后事。
  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渺不可寻。但后来据说在隋朝的宫廷中发现了曲谱,到唐朝又流落民间,宋高宗时代又收入宫廷,由明代朱元璋的儿子朱权编入《神秘曲谱》。近人根据《神秘曲谱》重新整理,于今还能听到。然而,这难道真是嵇康在刑场高台上弹的那首曲子吗?相隔的时间那么长,所历的朝代那么多,时而宫廷时而民间,其中还有不少空白的时间段落,居然还能传下来?而最本源的问题是,嵇康那天的弹奏,是如何进入隋朝宫廷的?
  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去聆听今人演奏的《广陵散》。《广陵散》到嵇康手上就结束了,就像阮籍和孙登在山谷里的玄妙长啸,都是遥远的绝响,我们追不回来了。
  然而,为什么这个时代、这批人物、这些绝响,老是让我们割舍不下?我想,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作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在嵇康、阮籍去世之后的百年间,大书法家王羲之、大画家顾恺之、大诗人陶渊明相继出现,二百年后,大文论家刘勰、钟嵘也相继诞生,如果把视野再拓宽一点,这期间,化学家葛洪、天文学家兼数学家祖冲之、地理学家郦道元等大科学家也一一涌现,这些人,在各自的领域几乎都称得上是开天辟地的巨匠。魏晋名士们的焦灼挣扎,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自在而又自为的一方心灵秘土,文明的成果就是从这方心灵秘土中蓬勃地生长出来的。以後各个门类的千年传代,也都与此有关。但是,当文明的成果逐代繁衍之后,当年精神开拓者们的奇异形象却难以复见。嵇康、阮籍他们在后代眼中越来越显得陌生和乖戾,陌生得像非人,乖戾得像神怪。
  有过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幸运,失落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遗憾。
  一切都难以弥补了。
  我想,时至今日,我们勉强能对他们说的亲近话只有一句当代熟语: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我们,曾经拥有!
 
  ——写作此文,与嵇康弹完《广陵散》而赴死的日子同样是炎热的八月,其间相隔一千七百三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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